曾骂石原莞尔有病，后在审判中遭同僚反咬，武藤章究竟是什么角色
1946年5月3日，一场负责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始，而站在被告席上的前十位日本人便是被法庭重点关注的甲级战犯“候选人”，他们中有的曾在战时担任过首相、陆军大臣、大将、外相等“大官”，后来经过审判，排名前七的“战争狂人”被判处绞刑，并于这之后不久被相继执行，而在这七个“人间恶魔”中，有一个军衔、职位都不算太高的日军中将，放眼整个日本，比他等级高的战犯大有人在，可为何他最终却也被判处绞刑了呢？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被绞死的战犯中“等级最低”的人——武藤章。
1892年12月15日，武藤章出生于日本熊本县的一个小地主家庭，早年曾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因成绩优异被选送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武藤章先是被派往德国任职，后又被调回参谋本部从班长一路坐到作战课长的位子。在当时的日本，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长可是一个实权，不仅拥有在决策层的发言权，更握有调兵的大权，而在这个职务之后便是作战部长、次长和总长，总长一般都是由日本皇族成员担任，所以武藤章看似只是一个小课长，但不得不说，人家这个小官可是一个可以调动千军万马的存在，哪怕是司令官也得乖乖服从。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内出现了两个声音，唯恐天下不乱的武藤章是所有参谋中“支持扩大”的代表，但他的“间接上级”石原莞尔却不仅主张“不扩大”，还对首相近卫文麿提出了建议：从速利用在中国的关系，尽早和蒋介石展开会晤，以便尽早结束此次纷争，不然一直和陆军“不对付”的海军一定会在上海挑事。面对石原莞尔的“苦口婆心”，日军大本营非但没有理会，反而还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境地，誓要将卢沟桥事变闹大，最好全面开战，而在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海军便真的被石原莞尔言中，果真在上海挑起事端。
淞沪会战爆发后，在石原莞尔的坚持反对下，首批增援上海的日军只有两个师团，此举无异于是彻底得罪了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为首，以及军务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和作战课长武藤章这两个身居要职的主战派。当上海战事愈演愈烈之际，石原莞尔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还往往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而反观主战派的武藤章，他此时正和手下人一起制定在上海的作战计划。一天，当他们专心研究战事的时候，石原莞尔突然走了进来，略做沉思后便向桌上摆着的地图伸出了手指，随后在地图上缓缓移动，并指着其中的一个地点说道：“进攻将于此地受阻。”说罢，他便转身离去，只留下一群呆若木鸡的参谋，随后，武藤章反应过来，紧接着就对身边人说道：“看吧，我就说他有病。”
后来石原莞尔被踢出参谋本部，武藤章便成了众多参谋的“领头羊”，而为了立功，他更是亲自飞往华北方面军驻地向寺内寿一“借兵”，以此来组建第10军，后来这个军在杭州湾登陆，并最终迫使数十万国军全线撤退，而这个登陆杭州湾的计划便就是武藤章所谋划的。上海沦陷后，日军大本营划定了停战线，但武藤章却对此十分不理解，后来在他的煽动下，参谋本部发电给了日军大本营，要求立即对南京发起进攻，随后，进攻南京的命令就正式下达给了上海派遣军。南京沦陷后，武藤章不仅和松井石根一同骑马进城，还向日军宣布了一个命令：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选择宿营地。结果正是这个命令，犹如打开了野兽的牢笼，日军纷纷冲向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看到男人就杀，看到女人就强奸，看到财物就抢夺，最终导致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当日军大本营向参谋本部寻求意见的时候，一直是主战派代表的武藤章却明确表示不支持“北上苏联”或“南下太平洋”（可能是中国战场的失利让他变成了“冷静派”），并为此事还和当初的“盟友”田中新一（主张南下）打了一架，结果当日本对美宣战后，他便成了“第二个石原莞尔”。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武藤章先是担任近卫师团的师团长，后因前线需要，他和他的师团便来到了太平洋战场上，并在此期间犯下了多起参与屠杀的恶性事件（在苏门答腊、马尼拉等地都有他的身影）。
日本投降后，武藤章被认定为甲级战犯，起初，他还在法庭上为自己百般辩护，但随着一个日本证人的出现，他的生命便开始进入了倒计时，而这个“关键人证”便是昔日的同僚田中隆吉。在法庭上，武藤章被控告的罪名大多都是关于大屠杀的内容，但田中隆吉为了活命，竟选择直接在法庭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闹剧，不仅“咬”出了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高级战犯，就连武藤章也被他给安了个“参与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名（其实他在发动太平洋战争这点上并不积极），要知道，美国人最恨的就是参与过此次事件的战犯，结果毫无悬念，武藤章不仅被列为甲级战犯，还成了“绞刑七人组”中的一员，并最终于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处死，自此，这个顽固的日本法西斯战犯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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