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博览•财富》｜1883-1885年，股灾正当时
股灾总是在人们狂热之时悄然来临，它对一国经济社会的影响甚广。例如，清朝的首次股灾就重挫了刚刚起步的工业化进程，其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代股民是谁？
国人最先接触股票是从外商企业“附股”开始的。
五口通商，中国被动融入世界，洋行招股集资创办实业，涉及航运、码头船坞、保险、银行、铁路及公用事业。在这些外商企业中，华人“附股”，那些“附股”外商企业的华人便成为中国最早的“股民”，他们以洋行买办居多。这些人通晓中西语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代表人物有唐廷枢、徐润、祝大椿等。唐廷枢是怡和洋行买办兼大股东；徐润是宝顺洋行买办，在航运业上有大量投资，先后附股旗昌轮船、公正轮船等公司。
华人在外商企业“附股”的比例很高，甚至超过50%。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发行的第一批1650股中，华商竟占了935股，其中700股为唐廷枢一人所购。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100万两资本中，华人持股超过一半。怡和丝厂的华人持股比例达到60%，中国玻璃公司甚至高达80%。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外商公司股票达到30多家，这些最先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企业利润丰厚，股息与红利相当可观，收益率基本在10%以上，个别达50%，股票供不应求。
商战、求富之下，本土股票市场兴起
风气渐开，清政府也开始效仿西人之法来“求强”与“求富”。
1872年，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随后开平煤矿(1876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9年)等也纷纷招股。李鸿章设法把著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与徐润从外资洋行“挖”来，分别委以招商局总办与会办的重任。
在唐廷枢、徐润二人的影响下，招商局入股者踊跃。1874年招股47.6万两，1881年招股100万两。在唐廷枢的主持下，经过数轮艰苦谈判，1877年3月，招商局以222万两的代价，将拥有16艘大轮、4艘小轮及包括外滩9号物业在内的旗昌轮船公司揽入麾下，实力大增。至1881年，招商局固定资产总额从63万余两增加到320万两，利润则从8万余两升至29万余两，股东获利丰厚，股息率达到10%-20%。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经历初期的磨合后，也逐步走出低谷。1882年原定招股40万两，因购买者太多，增加10万两也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申报》就此评论道：“近自招商局开之于先，招集商股创成大业，各商人亦踊跃竞投股分，自是而后百废具兴，仁和公司相继而起，获利亦颇不赁，投股益加众多。至今日开平煤矿、平泉铜矿、仁和保险、机器织布、长乐之铜矿、津沪之电线、点铜矿，无不竞为举办，蒸蒸然有日上之势。”
彼时，不但投股者多，买卖股票者也非常踊跃,其行情有涨有跌。先期招股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公司股票长期在面值之下徘徊，例如，面值100两的招商局股价在1876年曾跌至40-50两，之后逐步回升。1882年开始，华商股票市场大热，招商局增添新股100万两的计划，获得市场热烈回应，凡持有200股老股者，可按每股80两价格认购面值100两的新股票，招商局股价涨了2倍以上，升至250余两，当年夏天更升至270两。尚在筹建之中的外地矿业公司如长乐、鹤峰、热河平泉等铜矿，也纷纷来沪招股，“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其股价也在很短时间内上涨一倍有余。1882年中至1983年底，招股公司从10家猛增至29家，这些企业筹集资本金总额在100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1/7。
1882年9月，专门从事股票买卖中介的准证券交易所——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该公司本身也是股份公司，资本为10万两。除了为各公司股票公开定价外，还开展抵押股票业务，以一个月为期，“期满不赎，照市出卖，除去押息，盈亏向原主结算”。1882年6月9日，《申报》第一次刊登股票行情，当时交易股票为10只。10月27日，《申报》的股市行情开始以“平准公司各股份市价”名义发表，股票增加到19只。
股市盛况下暗含危机。
一方面，除招商局与开平煤矿等少数企业盈利外，大部分企业尚处于筹建期，盈利前景难料。这些新式企业中，矿业占三分之一，然而由于创办人办矿经验不足，加之技术条件的限制，成功者很少。公司设在上海，矿厂则在数千里之外，财务无章可循，内部纠纷不断。一些人“志不在矿，借端招摇者杂出其间”。
另一方面，钱庄杠杆放贷蕴含的风险极大，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波及整个钱业。
钱庄资本仅三五万两，依附于外商银行与山西票号，投机性强。票号放贷总额高峰时高达300多万两，几乎超过所有钱庄的自有资本。外国银行对钱庄的资金拆借始于1869年的汇丰银行，钱庄以其庄票为抵押的“拆票”，平时约300万两，高峰时超过1000万两。
1882年初开始，几乎所有的钱庄都接受包括矿业股票在内的抵押放款，股票抵押按照“值十押八，值十之外押足十分”，而受押者暗中融通，“张来赎则又取李之票以充还之”，他们是“徒以买卖股份之人，本无巨资，由借贷而得之，购得之后，股价而涨，则售去以还借款”。此时，这些公司股票价格已经开始出现泡沫。1882年末，市场对商号倒闭的数量比以前多的现象并未在意。股价仍坚挺，招商局在230两，开平煤矿在180两左右。
股灾来袭，工业化成泡影
1983年1月，一家规模不小的老字号“金嘉记”丝栈突然倒闭，与其相关联的四十多家钱庄，马上紧急收回贷款，并且不再发放新贷款。20多家商号因此倒闭，市场开始萧条，倒闭的商铺增多，累及放贷的钱庄。3月份开始，市场开始有所反应，龙头股招商局跌至150两，外资银行与票号一看风向不对，即停止拆借与放款。1883年8月，股价开始下跌，矿业股票跌幅尤甚，开平煤矿由3月1日的168两跌至110两，投资者亏损惨重，他们“左支右拙”，一旦债主催逼，无地容身。不少钱庄放出的抵押贷款在股市中蒸发殆尽，一旦存户来提取大额款项时，便无法兑现，于是倒闭成风。20家左右的新式工业吸纳的资金在千万两上下，市面流通的银两不足300万两，钱庄与商号倒账风潮叠起。
红顶商人胡雪岩阜康系钱庄与银号遍布大江南北，大量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股市。股市暴跌，阜康系发生挤兑风潮。当年底由于无力应对，阜康系只得宣布倒闭。其影响波及京师、镇江、宁波、杭州、福州、金陵、汉口、长沙等地的金融市场。阜康系的倒闭将股灾推向了高潮。
1883年11月4日，股灾导致14只股票“无市”，上市交易的数量不断减少。1884年股票还有25只，到了1885年初，整个上海连外股在内的所有上市股票仅剩12只，招商局最低跌至36两，开平煤矿跌至29两，承平银矿甚至暴跌至3.5两(面值50两)。赛兰格点铜和沙岑开地公司股票则形同废纸。
如果以1882年6月9日《申报》刊登的10只股票行情为基准来计算股票指数的话，到1884年底，指数从100跌至15，跌幅高达85%。1887年1月4日，《申报》不得不终止刊登股票行情，不久，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也倒闭了。
股灾之后，人们视股票为畏途，“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1883年6月3日，《申报》以“股分长跌无常说”为题就此评论道：“……中国矿务之不可不开，中国之公司不可不集，而股分票之价决不可骤有长跌，以股票为市面行情，此正中国之大害也……”。10月9日，又在《论市面清淡之由》的文章中称股票之涨跌，“此事关乎中华大局而非仅系于上海一区乎”。
首先，股灾中断了正在兴建的工矿企业。池州煤矿1877年招股创办，股灾来袭，其股价跌至13两，增资30万两的计划无法进行；1883年，徐润的贵池煤矿连创办资本也未招足，便陷于停顿；热河承平银矿与云南铜矿的招股同样陷于停顿；山东莒州矿务总局的股票历经1883年底风潮的打击，打上了“愿做半股，亦听其便”的字样，即便如此，也筹不到资金。
其次，股灾断送了清朝工业化的难得时机，铁路等融资因此受阻。受股灾的影响，1887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招股困难重重，清朝晚期的铁路陷入外债的泥潭。数十年间，清朝晚期铁路建设进展十分缓慢，至1894年，铁路里长不足400公里。
最后，股灾还扼杀了正在摇篮中的企业家及其创新创业精神。徐润在股灾中损失惨重，破产而出局，唐廷枢也遭排挤，第一批重量级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离去，从此，“商办”让位于“官督”，近代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前路茫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