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博览•财富》|1883-1885年,股灾正当时

股灾总是在人们狂热之时悄然来临,它对一国经济社会的影响甚广。例如,清朝的首次股灾就重挫了刚刚起步的工业化进程,其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代股民是谁?
国人最先接触股票是从外商企业“附股”开始的。
五口通商,中国被动融入世界,洋行招股集资创办实业,涉及航运、码头船坞、保险、银行、铁路及公用事业。在这些外商企业中,华人“附股”,那些“附股”外商企业的华人便成为中国最早的“股民”,他们以洋行买办居多。这些人通晓中西语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代表人物有唐廷枢、徐润、祝大椿等。唐廷枢是怡和洋行买办兼大股东;徐润是宝顺洋行买办,在航运业上有大量投资,先后附股旗昌轮船、公正轮船等公司。
华人在外商企业“附股”的比例很高,甚至超过50%。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发行的第一批1650股中,华商竟占了935股,其中700股为唐廷枢一人所购。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100万两资本中,华人持股超过一半。怡和丝厂的华人持股比例达到60%,中国玻璃公司甚至高达80%。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外商公司股票达到30多家,这些最先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企业利润丰厚,股息与红利相当可观,收益率基本在10%以上,个别达50%,股票供不应求。

商战、求富之下,本土股票市场兴起
风气渐开,清政府也开始效仿西人之法来“求强”与“求富”。
1872年,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随后开平煤矿(1876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9年)等也纷纷招股。李鸿章设法把著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与徐润从外资洋行“挖”来,分别委以招商局总办与会办的重任。
在唐廷枢、徐润二人的影响下,招商局入股者踊跃。1874年招股47.6万两,1881年招股100万两。在唐廷枢的主持下,经过数轮艰苦谈判,1877年3月,招商局以222万两的代价,将拥有16艘大轮、4艘小轮及包括外滩9号物业在内的旗昌轮船公司揽入麾下,实力大增。至1881年,招商局固定资产总额从63万余两增加到320万两,利润则从8万余两升至29万余两,股东获利丰厚,股息率达到10%-20%。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经历初期的磨合后,也逐步走出低谷。1882年原定招股40万两,因购买者太多,增加10万两也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申报》就此评论道:“近自招商局开之于先,招集商股创成大业,各商人亦踊跃竞投股分,自是而后百废具兴,仁和公司相继而起,获利亦颇不赁,投股益加众多。至今日开平煤矿、平泉铜矿、仁和保险、机器织布、长乐之铜矿、津沪之电线、点铜矿,无不竞为举办,蒸蒸然有日上之势。”
彼时,不但投股者多,买卖股票者也非常踊跃,其行情有涨有跌。先期招股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公司股票长期在面值之下徘徊,例如,面值100两的招商局股价在1876年曾跌至40-50两,之后逐步回升。1882年开始,华商股票市场大热,招商局增添新股100万两的计划,获得市场热烈回应,凡持有200股老股者,可按每股80两价格认购面值100两的新股票,招商局股价涨了2倍以上,升至250余两,当年夏天更升至270两。尚在筹建之中的外地矿业公司如长乐、鹤峰、热河平泉等铜矿,也纷纷来沪招股,“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其股价也在很短时间内上涨一倍有余。1882年中至1983年底,招股公司从10家猛增至29家,这些企业筹集资本金总额在100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1/7。
1882年9月,专门从事股票买卖中介的准证券交易所——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该公司本身也是股份公司,资本为10万两。除了为各公司股票公开定价外,还开展抵押股票业务,以一个月为期,“期满不赎,照市出卖,除去押息,盈亏向原主结算”。1882年6月9日,《申报》第一次刊登股票行情,当时交易股票为10只。10月27日,《申报》的股市行情开始以“平准公司各股份市价”名义发表,股票增加到19只。

股市盛况下暗含危机。
一方面,除招商局与开平煤矿等少数企业盈利外,大部分企业尚处于筹建期,盈利前景难料。这些新式企业中,矿业占三分之一,然而由于创办人办矿经验不足,加之技术条件的限制,成功者很少。公司设在上海,矿厂则在数千里之外,财务无章可循,内部纠纷不断。一些人“志不在矿,借端招摇者杂出其间”。
另一方面,钱庄杠杆放贷蕴含的风险极大,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波及整个钱业。
钱庄资本仅三五万两,依附于外商银行与山西票号,投机性强。票号放贷总额高峰时高达300多万两,几乎超过所有钱庄的自有资本。外国银行对钱庄的资金拆借始于1869年的汇丰银行,钱庄以其庄票为抵押的“拆票”,平时约300万两,高峰时超过1000万两。
1882年初开始,几乎所有的钱庄都接受包括矿业股票在内的抵押放款,股票抵押按照“值十押八,值十之外押足十分”,而受押者暗中融通,“张来赎则又取李之票以充还之”,他们是“徒以买卖股份之人,本无巨资,由借贷而得之,购得之后,股价而涨,则售去以还借款”。此时,这些公司股票价格已经开始出现泡沫。1882年末,市场对商号倒闭的数量比以前多的现象并未在意。股价仍坚挺,招商局在230两,开平煤矿在180两左右。
股灾来袭,工业化成泡影
1983年1月,一家规模不小的老字号“金嘉记”丝栈突然倒闭,与其相关联的四十多家钱庄,马上紧急收回贷款,并且不再发放新贷款。20多家商号因此倒闭,市场开始萧条,倒闭的商铺增多,累及放贷的钱庄。3月份开始,市场开始有所反应,龙头股招商局跌至150两,外资银行与票号一看风向不对,即停止拆借与放款。1883年8月,股价开始下跌,矿业股票跌幅尤甚,开平煤矿由3月1日的168两跌至110两,投资者亏损惨重,他们“左支右拙”,一旦债主催逼,无地容身。不少钱庄放出的抵押贷款在股市中蒸发殆尽,一旦存户来提取大额款项时,便无法兑现,于是倒闭成风。20家左右的新式工业吸纳的资金在千万两上下,市面流通的银两不足300万两,钱庄与商号倒账风潮叠起。

红顶商人胡雪岩阜康系钱庄与银号遍布大江南北,大量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股市。股市暴跌,阜康系发生挤兑风潮。当年底由于无力应对,阜康系只得宣布倒闭。其影响波及京师、镇江、宁波、杭州、福州、金陵、汉口、长沙等地的金融市场。阜康系的倒闭将股灾推向了高潮。
1883年11月4日,股灾导致14只股票“无市”,上市交易的数量不断减少。1884年股票还有25只,到了1885年初,整个上海连外股在内的所有上市股票仅剩12只,招商局最低跌至36两,开平煤矿跌至29两,承平银矿甚至暴跌至3.5两(面值50两)。赛兰格点铜和沙岑开地公司股票则形同废纸。
如果以1882年6月9日《申报》刊登的10只股票行情为基准来计算股票指数的话,到1884年底,指数从100跌至15,跌幅高达85%。1887年1月4日,《申报》不得不终止刊登股票行情,不久,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也倒闭了。
股灾之后,人们视股票为畏途,“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1883年6月3日,《申报》以“股分长跌无常说”为题就此评论道:“……中国矿务之不可不开,中国之公司不可不集,而股分票之价决不可骤有长跌,以股票为市面行情,此正中国之大害也……”。10月9日,又在《论市面清淡之由》的文章中称股票之涨跌,“此事关乎中华大局而非仅系于上海一区乎”。
首先,股灾中断了正在兴建的工矿企业。池州煤矿1877年招股创办,股灾来袭,其股价跌至13两,增资30万两的计划无法进行;1883年,徐润的贵池煤矿连创办资本也未招足,便陷于停顿;热河承平银矿与云南铜矿的招股同样陷于停顿;山东莒州矿务总局的股票历经1883年底风潮的打击,打上了“愿做半股,亦听其便”的字样,即便如此,也筹不到资金。
其次,股灾断送了清朝工业化的难得时机,铁路等融资因此受阻。受股灾的影响,1887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招股困难重重,清朝晚期的铁路陷入外债的泥潭。数十年间,清朝晚期铁路建设进展十分缓慢,至1894年,铁路里长不足400公里。
最后,股灾还扼杀了正在摇篮中的企业家及其创新创业精神。徐润在股灾中损失惨重,破产而出局,唐廷枢也遭排挤,第一批重量级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离去,从此,“商办”让位于“官督”,近代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前路茫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