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圆通山与抗战
昆明圆通山有两庄严雄伟肃穆的抗战纪念碑“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和“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这两座凝聚着我中华民族魂的抗战纪念碑，历经历史上的风风雨雨，仍高耸于云南省会昆明东北角的圆通山上，蓝天白云之下，显得十分壮观。
圆通山，有劲拔蓊郁的古柏苍松，有如群羊的散乱零落的灰黑山石；东面和西面山麓，呈缓坡迤逦而上，直达山巅。山巅开阔起伏，有数百亩平地缓坡。春三四月，绯红的樱花和垂丝海棠（亦称云南樱花），沿山坡烂漫开放，直涌山巅，形成花潮。东南面衲霞屏峭壁下，会隐隐传来圆通寺的磬响钟鸣，圆通山遂成为省会昆明的一大名胜。1927年圆通山辟为公园。
辛亥重九后，圆通山陆续有名人墓葬。云南督军唐继尧，曾参加辛亥重九起义，并领导护国首义，是云南护国运动的“三杰”之一。他亡故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为他建的中西合璧的陵墓，就在圆通山。还有昆明辛亥重九起义壮烈牺牲的文鸿逵，以及第二年在“援蜀之役”回师途中遇刺身亡、蔡锷将军为其撰墓志铭的辛亥革命志士黄毓英，均瘗葬于螺峰之阳。
唐继尧墓
“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和“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皆选址建于省会昆明城内圆通山，让抗日英烈与辛亥重九及护国首义的忠魂相伴，让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和人民有功的烈士忠魂，在圆通山的松柏间，在春天漫山遍野的樱花的“花潮”中聚会和安息，同时也便于人民群众前往瞻仰和祭拜，这实在是理所当然，符合民心的事。
值得留意的是，两座纪念碑建造年月不同。“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奠基于1944年10月，而“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则于1947年9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其间相隔三年零一个月。也就是说，后者落成时，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早已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全面胜利。而前者奠基时，松山已攻克，腾冲已收复，滇西抗战胜局已定，但中国远征军仍在为收复其它失地、最终把日寇干净彻底驱出国门浴血奋战。这就使奠基于战争尚在进行中的“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更具悲壮色彩，也更能表明中国上下对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二
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与世界反法西斯盟军并肩战斗，共同开辟中缅印抗日战场。应英国政府要求，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少将师长戴安澜将军率部由滇西进入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成为中国远征军入缅的先头部队。
3月7日，中国远征军二〇〇师进入缅北同古（东瓜）布防，英军却擅自退却，二〇〇师被推到第一线迎敌。3月18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向二〇〇师各阵地发起猛攻。二〇〇师以一万余人对抗日军四万余人，坚守同古。战前戴安澜将军带头立下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
同古保卫战是缅甸防御战中作战规模最大（双方都用了大炮）、坚守时间最长的战斗。二〇〇师坚守同古十余日，西线英军始终未采取任何积极行动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日军先后出动了两个师团，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是役被击毙的日军大佐横田在日记中惊呼：“南进以来，从未遇到如此劲敌！”日军久攻不下，竞施放糜烂性毒气弹，二〇〇师伤亡甚重。3月29日晚，戴安澜奉军长杜聿明的命令，率二〇〇师撤离一片焦土的同古城。
4月1日，日军进占普罗美，英军沿公路向仁安羌溃逃。4月17日，仁安羌沦入敌手。英军第一师在仁安羌被包围，向中国远征军呼救。中国远征军六十六军一部，立即驰援。经过两昼夜的激战，中国远征军于19日夺回了仁安羌，解救了被围的7000多英军。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仁安羌大捷。然而，被解救的英军并未配合中国盟军，又放弃阵地，继续向印度方向溃逃。由于英军在西线的连连溃退，造成了中英联军在缅甸作战全局的失利，战局急转直下。4月25日，仁安羌再度失陷，中国远征军浴血苦战的成果付诸东流。
英军西线的溃退和日军东西两路的迅速推进，使中国远征军主力两翼皆受威胁，有被敌截断后路包围歼灭的危险。4月末，中国远征军被迫后撤。苦战缅甸二月余、伤亡重大的第五军二〇〇师，此时已处于被敌南北分割的包围之中，补给中断，面临全师覆没的危险。在此情况下，杜聿明下令二〇〇师4月29日晚突围。
1942年5月18日，二〇〇师在通过细摩公路日军封锁线时，遭遇日军一个联队的伏击而被围。戴安澜将军奋不顾身，亲自指挥一个团向日军反击。上尉参谋王鉴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戴将军腰部中弹，我以冲锋枪掩护戴将军，由护士、医生裹好伤口后，看见他伏地写了一张纸条送给高副师长，送这张纸条的班长回来说，高副师长看后默默无声地泪湿满襟。这时戴将军胸部、头部、腰部匀已负伤，身体已摇晃不支，但他仍断断续续喊着：“冲啊！杀啊！”使全师战士奋勇冲杀，最后取得了郎科战役突围战斗的胜利。”身负重伤的戴安澜将军被担架抬着，走进绵延数百里、雨雾弥漫的野人山。5月26日，戴安澜将军因伤口恶化不治，在缅北茅邦殉国，时年38岁，成为第一个在中国远征军战斗中为国捐躯的少将师长。
戴安澜将军逝世后，全师将士悲痛万分，宣誓要与日寇血战到底，为戴安澜师长报仇。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的香山寺为戴安澜将军举行国葬仪式。戴安澜将军的精神和业绩，得到包括国共两党和英美同盟军在内的各方面的高度评价，称他为近代以来中国军人“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的第一人。毛泽东从延安遥寄五律挽诗悼念：“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伤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送来的挽联题辞是“黄埔之英，民族之魂”。
为纪念和表彰在缅甸战役英勇牺牲的将军及近六万官兵，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呈报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同意，在昆明圆通公园建立“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
“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又称“戴安澜塔”，建立于圆通山巅螺峰阁之北侧（螺峰阁俗称大方亭，建亭初衷是纪念云南辛亥重九和护国首义阵亡将士）。碑正面向北，1944年10月奠基，1945年2月29日举行纪念碑落成典礼。
该碑通体高8.54米，基座直径7.93米。碑体用白石灰岩镶砌。碑座正面镌刻戴安澜将军遗像。遗像上方镌刻蒋中正题撰的“浩气英光”横额。遗像下方镌刻时人徐庭瑶敬题的《戴故师长像赞》四言律诗：“乾坤正气，百战精英。远征杀敌，协力同盟。韬钤夙富，石破天惊。能攻能守，胸蕴甲兵。昆仑缅甸，伟绩恢宏。蛮荒转进，壮烈牺牲。勋铭青史，环宇蜚声。千秋万祀，遗貌峥嵘。”
碑座南面、北面镌刻杜聿明撰《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碑记》，详细记述缅甸战役恶劣的自然环境（包括牺牲人数最多的缅北野人山“殊难想像”的原始森林），及惨烈的作战经过。《碑记》结尾说：“则诸先烈之忠勤死事，将与昆明湖水、五华名山并于天地之间，且谨为袍泽之光欤！”落款：“陆军中将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前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谨撰并筹，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
“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其基座和碑身皆为六边柱形立面，其中三面较宽，北面镌刻碑名。为何选择六面柱体？昆明著名的文史专家卜保怡先生在《缅甸与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碑》一文中，作了如下诠释：纪念碑为六边柱形立面，其中“三个大面应该象征参加与此次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的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3个军。六面柱体则代表英勇牺牲的六万官兵。”笔者认为卜保怡先生的诠释不无道理。
“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遭破坏。2003年6月该纪念碑被五华区人民政府公布为五华区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8月动工原样重建，2013年12月3日举行竣工落成典礼。
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为铭记历史、追怀抗日英烈，“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又高高屹立在圆通山的山巅。
三
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1942年5月，入侵滇西龙陵的日军凭借怒江天险，以险峻的松山主峰为阵地，两翼以松山大垭口和滚龙坡互为犄角，构筑极其坚固的工事，像一把毒刀切断了我西南唯一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日寇曾狂言：“中国军队不死十万人休想攻下松山！”
松山雄踞怒江彼岸。松山主峰至怒江江面的垂直高差1500多米。这地处咽喉要道的松山被日军称为“东方的马其诺”。1942年5月日军据守松山，到1944年5月，那些来自日本九州福岗的士兵多数出身矿工，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而且保密性极高，地上地下交通网四通八达。日军在每个高地构筑1~2个主堡，两侧又构筑若干子堡，并依据复杂的山势地形，构筑隐蔽性极高的若干侧射暗堡，组成强大的火力网。暗堡多数分三层，并与地下串通，顶上用20~70厘米粗原木加盖3~5层，又加土覆盖，其上再覆盖3厘米厚钢板数层（故我军重炮轰击、美国盟军空军轰炸皆难凑效）。阵地前沿，还有1~3道铁丝网，并设地雷和陷井以阻挡我地面攻击部队。当年正值滇西雨季，阻扰中国远征军向日军攻击的，除了密集的火力、连绵的铁丝网和地雷阵，还有滂沱大雨和泥泞滑烂的山路……
中国远征军雕像
1944年6月14日，中国远征军七十一军新二十八师和第六师、新三十九师万余将士向松山之敌发起猛攻，苦战月余，伤亡惨重，于7月2日，改由第八军军长何绍周接替七十一军军长钟彬，担任松山攻击总指挥。
1944年7月5日，第八军对松山日军首次攻击。荣三团第一、二营主攻松山，虽未果，但占领了主峰北侧阵地，为日后的进攻打下了基础（后来爆破主峰子高地坑道，即由此处隐蔽开挖）。
1944年8月3日，第八军召开会议研究战术，决定对主峰子高地两个母堡实施“坑道爆破”。从此坑道的挖凿声在枪炮声中日夜不停，松山日寇的死期也天天逼近。
1944年8月20日上午9时许，两道药室同时引爆，一团蘑菇云腾空而起，将敌主峰阵地掀翻震塌三分之二。9月2日，第八军四个团的主力围攻大寨，激战至3日黄昏，将盘踞大寨的日军全部肃清。9月6日，第八十四师二四四团加入战斗，相继占领黄家水井、黄土坡、突入马鹿塘，与垂死挣扎的日军展开白刃战……9月7日凌晨4时，中国远征军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全面攻克了松山。
怒江段松山
松山战役共击毙日军一一三联队及五十六师团野战炮兵第三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以下官兵3000余人，俘获28人。中国远征军伤亡、失踪6725人，其中阵亡军官157名、士兵3805名。有一个步兵连100多官兵战后仅剩2人。如此喋血捐躯，如此悲壮惨烈，在中外战争史上实属罕见。难怪战后远征军第八军军长何绍周感叹道：“我军旅生涯二十八年，大小战役不下数十，像今天战斗之惨烈，空前未有。”
抗战胜利后，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升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云南警备总司令。在何绍周倡议下，1947年9月7日，在昆明圆通山建立了“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该纪念碑基座呈八角形，边长3.2米，石围栏内高80厘米。四方对称设石阶出口。石阶两侧，为传统抱鼓石护栏。纪念碑屹立于八角形基座正中，通高9.7米。碑体正面楷书碑名：“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碑座为四方柱形体，高2.4米，砌石厚实稳重。碑座四方镌刻《碑记》全文。
纪念碑《碑记》为云南警备司令部顾问、著名文人白之瀚撰文。《碑记》文字精确生动传神：“峻坡斜谷，堡垒林立，壕坑掩体密如蛛丝，电网铁条层层绕护，火力四达，一呼百应。故我虽夺一阵地，辄陷四面轰围之，不能自拔……”“夏季郁热，雨雾弥漫，地形险阻……”读以上文字，如置身真实险恶的松山战场。另一段：“躬率余兵沿山巡视，则断骼残尸狼籍林野，而敌我肉搏吮绝脰相抱而毙者六十二具，亦可想见惨烈矣！”（标点为笔者所加）该段记实文字，乃第八军军长何绍周率兵打扫松山战场，巡视时在一隐蔽部与随行士兵所亲见之一幕（见《滇西抗日战争史》第149页）。
“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毁于1966年，仅残存八角形石砌基座。基座石围栏外壁周边镌刻的众多民国军政要人题辞，除一首作者之名被凿去的四言律诗外，其余均遭凿毁。2003年6月2日，五华区人民政府根据省市政协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多次强烈呼吁，以“滇西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遗址”名称，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决定在圆通山原址重建“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和“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2013年8月15日，圆通山的两座抗战纪念碑——“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和“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同时施工，历时3月，于11月16日竣工。
重建的“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笔者对照原碑历史老照片（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的《滇西抗战》相册）细看，其大小和设计建筑式样完全一致，碑名仍按历史原碑之名“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不变。
重建的“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尊重原碑历史风貌，其八角基座外壁周边，当年镌刻的民国军政要人陈诚、何应钦、白崇禧、卫立煌、顾祝同、于右任、卢汉等的题辞，皆按原悉数恢复。其中，有卫立煌的题辞“气吞河岳，志壮风云。丹心碧血，永著奇勋”、顾祝同的题辞“气壮南天”、卢汉的题辞“山河同寿”。陈诚的四言律诗较长，但凛凛然：“岛寇荼毒，痛及滇西。谁无血气，忍弃边陲。桓桓将士，不顾艰危。十荡十决，甘死如饴。瘗忠有圹，名勒丰碑。懔懔大义，昭示来兹。”这首四言律诗，是笔者十年浩劫后，在残存的八角形基座石栏外壁上，看到的唯一有幸留下的题辞。
重建的“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全碑通高9.7米（9月7日为攻克松山之日），再现了历史原碑的形貌风采。碑体背北朝南，有“气壮南天”之意。碑体造形为几何线条四面八方的柱形体。笔者认为：其“四面八方”的碑形设计，寓意滇西抗战的胜利，乃是中国远征军第八军及有关各军、美国盟军（包括空军飞虎队）、南侨机工和滇西各民族人民等四面八方的抗日力量共同完成的结果。这或许也是该纪念碑的设计者李华先生（民国著名工程师，昆明著名的抗战胜利堂设计也出自李华之手）未对世人阐明的设计寓意吧。
“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纪念碑”十六个贴金楷书大字，在巍巍的石碑南大面上熠熠闪亮，十分耀眼。蓝天白云之下，该碑显得越发肃穆庄严而凝重。它在和平的日子里时时在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历史不能忘记！抗日战争中我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民族牺牲，战后日本法西斯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而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又在明目张胆的复活，牢记滇西抗战，以及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对于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昆明圆通山的缅甸战役和滇西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纪念碑上，有我们中华神圣的民族魂，它将与日月同辉，与华夏的山河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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