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舫：年轻时就做着“绿化祖国”的梦 | 嘉兴院士

文 | 许金艳 李若愚

沈国舫，1933年11月15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嘉善。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当选并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从2002年开始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委员，2004年起担任国合会首席顾问。

到了北京冰窖口胡同2号，灰色系的中国工程院建筑群就进入视线。年逾八旬的沈国舫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们。

被资料和书籍围绕的沈国舫一头银发，儒雅中又带着南方人的气息。他的故乡，正是江南水乡浙江嘉善。

上书朱镕基总理

2000年，一位外籍华人提出了“森林引水论” 认为，森林能增加降雨量，干旱地区只要多造林，就能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一位新华社记者据此写了份内参。“森林引水论”引起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注意，总理批示，要求林业、水利和环保部门拿出意见来。

当时林业部一些领导看到批示后很兴奋，认为是宣传森林作用的大好时机。可是林学家沈国舫看到后觉得“森林引水论”缺乏科学依据。当时他刚好完成“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于是找到项目负责人钱正英院士。在钱正英的支持下，沈国舫写了封言辞犀利的意见书，由钱正英直接递呈给朱镕基。

朱镕基把沈国舫的意见书批示给林业、水利、环保部门，要他们拿出意见。他的意见得到大部分人的赞同。可有些搞了多年林业的人，对此不大理解。但沈国舫坚持认为，降雨问题主要是大气环流造成，森林的作用有限。

“我本来是搞森林培育出身的，对于在中国人工造林情有独钟·····但是不是到处都要人工造林？造什么林才有效？已经出现了不少反面案例，确实需要进行一下反思了。”

沈国舫早就完成一个林学家向战略科学家的跨越。他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只站在林业角度看问题，而应站在整个生态环境的高度，站在全国大局的立场上。

而他也是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直接倡导者之一。他在岷江上游考察时，看到原始天然林被砍伐，内心痛惜无比。他通过全国政协反映到中央书记处（并抄送林业部），直言其弊端。其后，朱镕基亲自到西南地区考察。很快，国家就作出了保护天然林的重大决策。

在中国林学界，沈国舫的名头很大。他是新中国第一个林学专业的归国留（苏）学生；1961年，被选为中国第一本全国通用统编教材《造林学》编写组的组长时，他才27岁。

他和树木打了大半生交道。他的人生岁月里，很多时候穿行于中国各大林区。小兴安岭的林海，热带南海沿岸，干瘠的黄土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人生年轮融进了一棵棵树木中。

1998年，他被500余名院士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选进入中国工程院第二届领导集体，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成为林学界进入中国工程科技界最高学术机构领导层的第一人。

在很多的称呼里，他最喜欢的称呼是“老师”。他指导了中国第一位造林学博士，他的学生中也有人已成为了院士。

1954年春，沈国舫在大学学习三年已可以反过来给苏联同学讲解课程

他的身上有为科学为国家而献身的精神。那种事必躬亲，严谨克己的作风，让他的学生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一代宗师的风范。

为什么学林

很多人问过沈国舫，当年可报考北大清华为什么选择林业，他的回答里，提起了幼年记忆中故乡的秀丽风光。

1937年，为了逃避战争的炮火，在上海工作的父亲把五个子女（沈国肪排行老三）送回老家暂住。这是他童年第一次回故乡。

他们回去时正是秋天。“四婆婆带着我采菱角，一个大脚盆，她坐在前头，让我坐在后头。”四婆婆“可能是爸爸的姑姑”，是他童年在故乡很亲近的人。

“我到现在还有记忆，那时候我们家门前是湖泊，屋后也是湖泊，水很清，鱼也多，有菱角。”父亲为了养家，把他们送到嘉善后又回到上海做活。那年冬天，父亲回老家看他们，在嘉善西门外买了条大鱼回家。 “父亲到家是坐船来的，他上了岸，那个船要回去，一个撑杆就往下一戳，结果戳下去又有一条鱼，还是不小的一条鱼，就在家门口。”

老家的江南水乡风光在他记忆里一直都在。他出生在上海的弄堂，也许和故乡比，城市环境的拥挤憋闷让他自小就向往大自然，学林的心性也就此定下。

读小学四年级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娶了继母。他触动很大。“我那么小，母亲去世了，我才觉得要好好念书了。”

他毕业于当时的名校上海中学，学生都是各个地方的拔尖人。一帮同学课余聚在一起，叙谈救国宏志。“有说要搞原子能的，有要造飞机的，还有要开采石油的（后来他们许多都如愿以偿），而我却宣称要搞农业，因为我认为农民最苦，解救农民是最要紧的。”

上海中学的校歌他至今还会唱。他记得前一半歌词是：龙门发轫进无疆，一柱中流海上，翘首太平洋，国运艰难，舍我谁安攘，抚淞沪战创，勘不平约章，涌心头热血潮千丈！

他在这样的爱国气氛里度过了少年时代。

1950年的春天，他高中临近毕业，那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春天。正在读一些农业课外书的少年，刚巧看到画报上苏联于1948年开始的农田防护林建设计划，他很兴奋。于是，大学志愿，他选了刚刚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

2010年8月，沈国舫（左三）实地考察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学林苦不苦，有没有前途，他根本没有考虑。“只要国家有用，就是好的，就这么简单。”

1950年秋天，不到17岁的沈国舫兴冲冲来到北京农业大学报到，才知道他的入学分数高出第二名录取者50分左右。从此他进入了“林家院子”，开始了一生与树木打交道的历程。

北京农业大学的大一部安排在卢沟桥农场。农场条件不好，教室也挤，他们一班五六十人一边学习基础课，一边进行为期一年的农耕实习，晚上还要下附近农村（他去的是丰台区五里店村）帮农民识字。

1951年7月，他接到学校通知，要他准备去苏联留学。当时，600多名同学中，只选了两个人留学，学林的只有他一个。

出发前一天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为新中国首批国家公派的300多名留学生饯行。“这批人里面后来成为院士的有好几十人。”

出发那天，大车送他们去前门老北京火车站。当车子经过天安门时，留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个歌是那时候最时髦的歌，调起高了，但大家都唱上去了。”

他被安排到著名的列宁格勒林学院上学。单身一人，又不懂俄语，他每天学习13个小时，听不懂就根据公式、图像、符号去猜，靠翻字典去抠。当时他是学院唯一的中国学生，“我必须表现得好点。”

留学五年，他全部课程的成绩都是优秀，照片上了学校的光荣榜。

沈国舫的爱人王昌温也是北京农业大学的留苏学生。“她比我晚三届，是1954年去的，那一批去了十几个人。”

1960年底，这两个学林学的有情人成了家。

1956年，他谢绝了老师希望他继续读研究生的挽留，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回到阔别五年的祖国，走进北京林学院大门。

作为第一个林学专业的归国留（苏）学生，他想赶快熟悉我国自己的林业。当年秋天，他就利用协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的机会，到全国各地林区转了一圈。

可是很快，他“因业务拔尖”差一点成为“大跃进”运动的“白专”典型。“文革”于他也是噩梦，当时北京林学院迁至云南，他差点被打成“只钻学问，不闹革命”的典型。

但是，他相信祖国需要绿化，国家需要人才。

“在五六十年代，我读遍了在我的业务领域内当时可及的书刊。”不仅如此，为了扩大知识面，他还读了不少自然地理、地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和农业科学方面的书籍。

他像树一样成长。等到国家雨过天晴时，他已成为林学界小有名气的中年专家了。

北京的西山林场是华北地区建立最早的国有林场之一，这里也是他学林生涯中第一个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1959年秋，他带所有林业系的新生到西山上进行入学参观实习。“徐冠华、唐守正、寇文正等林业界名人就在这批新生行列之内。”

他常常教学工作一结束，就脚踏一辆半旧单车赶到林场，与工人们一起挑苗上山，挥锄刨坑。“哪些树种？怎么搞？这里面有好多问题。那就亲自动手，自己跑到林场去跟工人们一块儿干呗。”

1950年冬，他还在卢沟桥农场学习和实习时，曾和同学从卢沟桥一直往北步行，过了八宝山走到了西山的脚下。只见西山上荒草遍野，碎石裸露。当年的青年为何时才能把这些荒山绿化而着急。

而现在的西山，已一片郁郁葱葱。

“我感到这一辈子没白过”

1987年，沈国舫刚当北京林学院校长不久，就遇到大兴安岭火灾，“烧了一百多万公顷，上千万亩林子。”当时年龄和资历还不深的沈国舫提出了处理过火林木和恢复森林资源的灾后重建思路和意见。“最后出报告，我主笔。”

以后大兴安岭灾区林业的修复，一直按这个报告的思路进行。

1995年，沈国舫得知自己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消息时，正在医院和高血压较量。那是中国工程院首次以投票的方式正式选举产生院士。

学科同仁纷纷向他道贺。他却告诉他们，不要去追名逐利，要努力工作，积极积累，机会来的时候才有可能抓住。

尽管他的职务越来越高，但他严谨谦逊、仗义执言的作风没有变，自己的专业更是没有丢。

他当院士之前的39年，发表论著92篇（部）。在他80岁时编撰的文集《一个矢志不渝的育林人-沈国舫》里，有他1995年当选院土后参与的咨询研究项目一览表。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环境保护宏观战略研究，到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水资源战略研究；从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战略咨询研究、三峡工程论证阶段性评估，到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都是牵系着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和项目。

院士咨询活动，正是中国工程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1998年，他走上黄土高坡，为黄土高原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项目提供了咨询。他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在这些地区，应该大力提倡退耕还林还草。他将自己的意见告诉那些省的领导。他说，这是为人民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

虽然是理工科出身，但沈国舫身上也有浪漫色彩，他爱看文学作品，后来还写过科普文章。比如看了电影《山楂树之恋》之后，他就写文章为流行多年的俄罗斯歌曲《山楂树》中的植物正名。“我是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学会这首歌的，也很喜欢唱，但是我只用俄文唱。”原来，传唱多年的“山楂树”其实是花楸树！

他崇尚实干，不愿只担些名誉上的事情。按他的本意，他想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但工作需要，他又留了下来。

“回顾一生，我从年轻时就做着一个“绿化祖国”的梦，这个梦做了60多年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解放初的8.6％，提升到现在的21.63％了，这里大多是我们为之奋斗而建设起来的绿色山林，我感到这一辈子没白过。但是中国的绿化事业远没有到头。”

【对话·2014年10月21日·北京】

“对我来说，最亲的应该是松树”

记者：这些年老家有没有回去过？

沈国舫：去，不断去。（还有亲戚吗？）我们好多亲戚都到上海了，老家只留下一支，是我父亲的侄子，在老家做农民，也给我们看家，看祖坟，老家的事都是他管的。

记者：当时你27岁，为什么会找到你来编中国第一部林业教材《造林学》？

沈国舫：我一直很努力，不仅将学到的知识很快跟国内结合，而且跑了很多地方进行调查，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以前我们没有完整的教科书，用的是临时讲义，或者用苏联的教材。林学这个学科，地区性的差别特别大，必须要有自己的教科书，要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林业部教育司组织人编。谁来编呀？我们当然有老一代的，他们希望依靠年轻人。年轻一代就找到我了。我当时是讲师，1960年提的讲师。

记者：我记得你和林业前辈郑万钧也编过一本书。

沈国舫：我和两个前辈联系比较多，一个是郑万钧，一个是吴中伦，他们都是老院士，都是老学部委员，都是国外学习回来的。郑万钧是我国水杉的发现者，他是法国（留学回来）的，吴中伦是留美的博士。他们都兢兢业业，从最基本的做起。林学好多基本的概念、基本的定义、基本的一些树木定的名称，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很多情况下我是接了吴中伦的班，如被选为中国林学会的理事长，担任《林业科学》的主编。

记者：现在林业工作受重视情况如何？

沈国舫：新中国以后好多了，特别是现在，大家都重视生态了，觉得没有树木是不舒服的。也免不了有人还是认为搞林没什么多大学问。我有的时候也说，你们是松树柏树都不分，杨树和柳树都不分，还说什么呢。

记者：为什么你们那个时代，国家落后，还能培养出那么多专业人才？

沈国舫：我觉得我们是一心一意，心里没什么别的想法。我也没想过将来艰苦不艰苦，将来待遇怎么样，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事。觉得喜欢，对国家有用，就决定学林了。国内50年代初期，政治很清明，向上的劲头很强，我们天天看报。急着要回去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献身的精神吧，说是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的动力也行。

记者：你的孩子有学林的没？

沈国舫：我有两个男孩。有一个是半继承，北京林学院毕业，现在是日本一个大学的园林教授，有不少中国学生。

记者：家里对孩子的教育是怎么样的？

沈国舫：因为我们搬迁到云南，大儿子中小学时没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只好把他一个人送回北京来上学。我也没法管孩子，只能是有时候出差回北京了，帮他补补课。机会也并不是很多。小儿子一直在我们身边，小学毕业了考中学，他一下子考上清华附中。6年清华中学，5年清华大学。他学的是建筑。他说，他是看着爸爸，才这么学的。这是榜样精神，因为我1979年猛攻了一下英语，他看到我是怎样的学习状态。

记者：现在一天的生活怎么安排？有啥个人兴趣爱好？

沈国舫：我兴趣比较广泛，爱好音乐，也愿意读文艺书籍，各方面都看。体育也比较喜欢，主要还是保健。适当运动我能做到，早晚我都要散步，打个太极拳，一个星期游一次泳。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工程院给我的，都是为国家出力。以前好多项目直接跟国家总理汇报的。现在也是这样子，忙得很。50年代讲的是要为国家工作50年嘛，现在我已经（工作）50多年了，马上60年了。

记者：之前网上也有新闻说院士退休，说你也想退休。

沈国舫：这件事，你退休是这样，不退休也是这样。人家也是觉得我能把住这个关，说到点子上，才来找我。至于待遇，我现在因为在岗位上，学校还给我一级教授的津贴，还不够我生活吗？我也不需要什么呀。中央关于院士退休的文件还没下来，有人说就是因为待遇这事商量不下来。我说无所谓，外头网上吵得这样那样，你们别把这些事当大事看。

记者：你和树木打了一辈子交道，觉得自己的个性和哪种树比较像？

沈国舫：对我来说，最亲的应该是松树了。松树的品性，大家都知道。松树是个大家子，有好几十种。东北的红松、樟子松，华北的油松，南方的马尾松，西南的云南松和华山松，好多调查研究都是跟松树打交道。

（撰稿 许金艳 李若愚）

【来自：嘉兴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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