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充人物：“面粉大王”鲜伯良
鲜伯良1903年出生于四川西充太平乡鲜家沟，他的堂兄鲜英也出生于此。1907年，鲜伯良4岁的时候，时年22岁的鲜英在南充中学堂师从张澜，并开始了其一生的追随。
1908年，鲜英投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陆军速成学堂，贺国光、潘文华、杨森、刘湘等成为鲜英同窗好友，而这些人后来叱咤四川军政界，被后人称为“四川速成系”。那一年，鲜伯良5岁，家中世代务农。
鲜伯良的少年成长轨迹没有什么亮点。鲜伯良的外甥罗洪生回忆说，鲜对自己少年时的评价是既不能文又不能武。只读过高小的鲜没有能够考取中学，对农活又不感兴趣，十几岁的他最大的爱好是赶场天去集市和人打几圈麻将。
鲜的婚姻也称得上传奇。虽然游手好闲，但鲜伯良自视甚高，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娶亲。而其后来的岳父在牌桌上见其反应机敏，竟决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次婚姻的来由刺激了鲜伯良，使他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于是在1921年，他去西充参加了速成师范班。
而这一年，刘湘以川军总司令据守重庆，鲜英被委任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师范速成班毕业之后的鲜伯良仍觉得出头无门，于是想到重庆投奔亲戚。他的另一位堂兄鲜俊生当时正在铜元局码头当会计，鲜伯良经鲜俊生介绍，在铜元局当上工人，随后又经人介绍到刘湘统领的川军十师第四混成旅一个营部作司书工作。
在这之后，鲜伯良开始逐渐显示出向上攀爬的能力。1925年到1930年，他在新文化印刷厂任总务、经理；1927年入股3000元成为股东，任新丰面粉厂监察、协理；1926年到1929年的三年时间，在十师当“处长”；从1929到1934年的四五年时间，在新文化社任经理，在二十一军司令部军医材料处任科员、中校主任。
多数时间他身兼两职，不仅结交下大量人脉，也积蓄下了今后发迹的本钱。
1934年，鲜伯良和鲜英终于抓住了一个发达的机会，获得了商业生涯里的第一桶金。
这年初，刘湘任四川省善后督办，盘踞重庆。为筹集扩军的军需发行库券公债，但由于战祸连连，工商界对刘湘发行这个库券公债没有信心，愿购者甚少。刘湘无奈，采取强行摊派措施，命令各商户以十足现金购买，商户被迫买进公债。
“武人多反复”，商户们担心军阀此进彼出，不定时变换防区，到时库券公债一文不值，成为废纸。因此，商户们在买下公债后抱着收回一点算一点的想法，便以一、二折大亏本出卖。此时，鲜伯良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刘湘比别的军阀脑瓜子灵活，智勇双全、气度恢弘，至少有十几年的稳定时期。于是，他大胆从商户手里先后买了二十多万元的库券公债。随即，将库券公债转向银行押贷，15个月后，他以收得的库券公债本息偿还贷款，大赚一笔，瞬间发迹成为巨富。而鲜伯良同时也建议鲜英大量购进公债，使得鲜英也因此发家。鲜英妻子鲜金竹生拿到这笔资金开始做房地产，而鲜伯良则开始了投资办厂的实业之路。
同一年，鲜伯良得到了一个进入实业的机会。重庆新丰面粉厂面临倒闭，鲜伯良筹集九万元买下了该厂，改组为复兴面粉公司。虽然鲜伯良初入实业，资金方面有些捉襟见肘，但他却拥有开辟生意最重要的人脉。股东中的董事、监事多半是中上级军政人员，如公司董事长是鲜英，曾任川军十师师长；担任监察的何北衡是川江航务处处长；股东李汝衡则是范绍增师部的经理处长。
在刘湘称雄四川的年代，有了这些股东，为当时复兴面粉公司称霸市场创造了条件。
鲜伯良明白企业的发展，销售是关键,所以复兴面粉公司以销定产。复兴当年就开始施行特约专卖制度，在市中区专门建立了20家特约承销店，规定这些店的货源由复兴厂保证供应，不得承销他厂面粉。
为了与驴推石磨的土制面粉争夺市场，鲜伯良在商战中想尽办法。首先，他在复兴公司所在地邹容路口，出售好吃又好看的特等面粉制成的白糖蒸馍。邹容路口是交通要道，人流量很大，在卖白糖蒸馍的同时免费供应茶水，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其次，他用次等面粉制成切面，在沿江码头劳动人民聚集之处出售廉价的“旺实面条”。还另做成各种等级的干面，委托各糖果店代销，送货上门。所有零售价格不分远近，都一律按批发价格结算。
鲜伯良还祭出价格战，复兴面粉公司出产的面条按土制面粉的价格出售，同时大量散发写有“稀奇古怪！洋灰面当土灰面卖”等等宣传话语的广告传单。复兴面粉公司还停止供应职工的晚餐，改为每人发晚餐费，让员工们每晚上街吃面食进行宣传。并且以向下挤压为威胁，让下游销售端的切面店以复兴面粉公司为主要进货渠道。
这个时期重庆面粉销售旺盛。原料收购方面，鲜伯良用了他那有名的“蒋干盗书”之计“逢贵不进，遇贱多买”。复兴的业务蒸蒸日上。1938年复兴公司纯利润即达到20余万元。复兴公司的“麦穗牌”面粉供不应求，对面粉市场价格，复兴已呈操纵之势。但复兴仍然每袋利润维持在一元左右，鲜伯良的解释是面粉关系国计民生，利润不应该看得太厚。
复兴在1934年成立到1939年间，在生产经营上一帆风顺，设备能力也较初期有所扩充，又接收了先农厂为复兴二厂，还修建了南充面粉厂，三个厂日产量达4000包左右，垄断了当时重庆和南充的面粉市场。
鲜伯良成为巨富之后，与军政界交往更加密切，出手也更加阔绰。据说，当时他与范绍增打麻将，银元都是用铜洗脸盆做量具，还曾经为讨得商业机密，故意输给范半条街的房契。鲜伯良把这种阔绰也延续到了他的助学与办学上。
鲜伯良受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影响颇深。下决心把育英中学办在故乡太平镇。鲜伯良与梁漱溟、陶行知均为好友，互相敬佩。鲜伯良最初考虑请梁陶二人提写校牌，但二人都建议请于佑任来写，这事得到鲜伯良好友康心之的支持，于佑任欣然答应。但鲜伯良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却是很节俭的，甚至到抠门的程度。罗洪生回忆说，鲜伯良认为子女大手大脚乱花钱，要变成“败家子弟”，因此从不多给子女零花钱，并要求子女对自己的花销记账。
每个星期天，鲜伯良总要罗洪生把别人寄给他的信封，泡在脸盆的水里，待浆糊发涨后撕开贴在玻窗上，待吹干后翻面再做成信封备用。给亲戚写信，几乎全部用的回收信封，写信的纸则是用些边角纸张或另一面无字的纸。鲜伯良的这种习惯是解放前就养成的。
鲜伯良的一条洗脸毛巾要用多年。罗洪生发现鲜洗脸时而将毛巾双折，时而三折，理由是这样耐用一些。
1983年6月15日，是鲜伯良八十岁生日。他在这天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余一生对人诚信，重承诺，讲情义；能急人之难，得亲故信赖，轻利重名；分长幼，讲礼貌，待人接物有礼有节。个性急躁，有时过分自信。希儿孙辈引以为戒。人生涉世，贵在有志；才德兼备，方能立事。”
鲜伯良于1990年去世。
图文整理：李璐（重庆晨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