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是纪念重修哪座楼(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给好评，司马光却给差评，究竟谁在撒谎)
引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成就了范仲淹，也让岳阳楼闻名遐迩，至今岳阳楼仍是湖南省知名度最高的景点之一。岳阳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在西晋南北朝被称为“巴陵城楼”。
唐代诗人李白在行至江陵时写下“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的诗句，“岳阳楼”之名才由此得来。我们如今看到的岳阳楼在实际上经过多次修整，其中以北宋时期滕子京重修最为著名。
范仲淹给好评，司马光却给差评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文中所写的滕子京正是北宋庆历四年间，因泾州公案被贬为岳州知军州事的滕宗谅（字子京）。
《岳阳楼记》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句来总结滕宗谅任职期间的功德，范仲淹对他重修岳阳楼一事大加赞赏。同为北宋名臣，编写有《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却对滕宗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在司马光所著的《涑水记闻》中记载的滕宗谅贪污公款、为官不正，重修岳阳楼完全出于谋取私利，不值得被歌功颂德。对滕宗谅重修岳阳楼一事，司马光与范仲淹给出完全相左的评价。本就没有多少存在感的滕宗谅因此事，风评遭两极分化，一度上升到他本人的作风问题。
“还原”泾州公案，贪污旧账另有隐情
范仲淹与滕宗谅同为大中祥符八年所中进士，两人的境遇却大不相同，泾州公案也让后世人对滕宗谅的评价褒贬不一。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滕宗谅在西北的甘肃泾州任知州，当时正值西夏攻打北宋。
在宁夏定川寨一战中，滕宗谅率领的军队不敌西夏，士兵所剩无几，此时范仲淹的援军正在路上。面对敌方优势，滕宗谅沉着应对，他鼓舞城内百姓参与作战，临时组成民兵队伍镇守城池，最终等到援军一举反击西夏敌军。
这一战赢得艰难但光荣，滕宗谅体恤在此战中英勇奋战的将士，依惯例犒劳全军，并为在这一战中牺牲士兵的家人送去抚恤金。这本是滕宗谅树立军心、体恤士兵之举，却被御史梁坚以私自挪用公款之罪弹劾。
宋仁宗派官吏到泾州盘查账目，滕宗谅为免其余人受到牵连，一举将账本烧毁。宋仁宗大怒，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他求情未果，又因账本销毁无法判定滕宗谅贪污之罪，这才将他谪贬至岳阳。
范仲淹秉性刚正，好友“偏袒”所言不实
滕宗谅因泾州贪污公款一案而备受指责，其好友范仲淹的维护也被称为偏袒。但作为北宋赫赫有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出于私情“硬凹”滕宗谅好官人设之举，与他平生所行之事不符。
范仲淹在北宋官至参知政事，声誉极高，素以忠勇正直、刚正不阿而得名，同在朝廷为官的欧阳修用：“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来评价范仲淹，明朝忠臣方孝孺更是给出：“古之至人，忘己徇民……孰若先生，唯民之忧。饮食梦寐，四海九州。”的高度赞扬。
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此精神的忠实践行者。范仲淹在朝为官时为百姓谋福利，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由他推行的“庆历新政”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整肃了北宋吏治，为朝廷选拔人才，让官吏腐败的现象从根源处得到改善。
施行“庆历新政”期间，是宋朝至建国以来政治最清明、国家最繁荣的阶段。“庆历新政”威胁到了北宋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范仲淹推行新政意志坚定，不愿退让。
对宋仁宗耿直谏言，因此不断受到贵族官僚的弹劾，一年后以结党营私、滥用职权的罪名被贬至邓州。这样一位性情中人，专程为挽回好友滕宗谅的声誉而大张旗鼓创作《岳阳楼记》，实在与范仲淹的作为不符。
司马光等“守旧”老派：重修岳阳楼有功无过
与范仲淹意见相左的司马光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成就最高的著作之一。司马光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是生平最大的政敌，宋仁宗在位期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主张变法。
二人改革的方面有所不同，却都威胁到了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司马光则从始至终都站在新政改革的对立面。王安石变法是大胆创新，司马光主张传统守旧，他在宋神宗继位期间指出新政改革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因极力反对变法，司马光退居洛阳，把十五年的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到编写《资治通鉴》一书中。虽然范仲淹、滕宗谅一派并未与司马光发生正面冲突，但三人同在宋朝为官，必定生有嫌隙。司马光为人沉稳谨慎、忠厚正直，极重宗法律例。
单就滕宗谅重修岳阳楼一事，在他看来是劳民伤财之举，前有滕宗谅焚烧账本挪用公款。后又在岳阳花费大量财力、物力重修岳阳楼，这位极看重律例的“守旧”史官自然对他好感全无。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写道：“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意在指责滕宗谅为达成敛财目的，自作主张兴修岳阳楼，并与泾州公案联系在一起，认为滕宗谅自私自利，有悖清廉为官的准则。
滕宗谅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大作为，但除了焚烧账本一事外，在为官期间并无任何出格之举。《宋史》中记载的滕宗谅“好施予，及卒，无余财”，以此赞扬他为官清廉，死后家中无多余财产，可见贪污公款、私自敛财的真实性并不大。
史书提到滕宗谅“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他素来注重教育，被贬至岳阳后兴建多所学宫，为当地教育事业作出不小的贡献。滕宗谅在岳阳治理仅一年时间，便使当地“政通人和”，经济、政治得到快速发展。
重修岳阳楼的计划也是在“百废俱兴”的前提下实行。除了重修岳阳楼，滕宗谅也治理洪水，修筑防洪长堤，种种作为深得民心。
结语：
综上，就史料记载来看，滕宗谅重修岳阳楼一事确为有功无过。范仲淹给好评，司马光却给差评，作者是更愿意相信前者的评价的。至于对广大读者来说，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么大家认为究竟谁在撒谎，谁的话可信度更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