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叛将”90岁高龄给邓公写信：我有罪，我想死在老家
1990年9月，从深圳开往韶关的火车上下来了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他拄着拐杖在身边人的陪伴下来到了广东省乐昌县长来村。当老人抵达家乡门口时，村民们热情洋溢的鞭炮声和盛大的欢迎宴会让他热泪盈眶。随后他将自己早就写好的信交给乐昌县县委副书记龚洪永，并请求他帮忙寄出去，龚洪永接过信一看，信封上的收信人竟然是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国家副主席王震。
信上的内容大致表述如下：我当初犯了罪，是有错误的，但如今年事已高，已回到家乡乐昌县探亲，请允许我在临终之前为家乡出一份力，长久留乡居住，落叶归根，死也死在老家。而落款人赫然写着“龚楚”两个字。这个龚楚是何许人也？他曾经犯过什么罪，为何年老时返回故乡还要向邓小平申请？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当年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故事。
龚楚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原名叫做龚鹤村，12岁就考上了广州最好的市立第一中学。当时的广州是革命思潮翻涌的中心地区，孙中山1917年准备发起护法运动，16岁的龚楚投笔从戎，加入了粤军，进行革命斗争。
1917年，龚楚先后在粤军第2旅担任班长和旅部副官，后来感觉自己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军队，考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在韶关的分校进行学习。1923年，在粤军中得到极大提升的龚楚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的少校参谋，参与攻打湖南的战斗，失败后和部队一起撤到广东北江。
孙中山此时接受苏联建议，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展开第一次合作。龚楚也在广州工专学校读书期间接触了大量共产主义知识，并在同学的介绍下于1924年6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5年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随后，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龚楚被党组织派到乐昌县领导当地的农民运动，1927年2月，龚楚在乐昌成立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龚楚担任乐昌和北江的工农军的工农讨逆总指挥，开赴武汉讨伐蒋介石。
南昌起义打响时，龚楚又带领工农军赶赴南昌参与起义。1928年1月，朱德和陈毅带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广东遇见了龚楚带领的工农军队，双方合并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朱德任师长，龚楚为党代表。
1928年4月，朱德、陈毅和龚楚为了抵抗国民党反动势力、保留革命力量，决定前往井冈山与率领秋收起义的毛泽东队伍会合，并在4月28日顺利会师。抵达井冈山6天后，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在庆祝大会上决定成立红四军，龚楚因为多年的革命经验和在农民军中较高的威望，和朱德一起被任命为红四军前委常委，前委书记则由毛泽东出任。当时红四军中朱、毛、龚三人齐称，龚楚的地位仅次于朱德和毛泽东，湖南省委对红四军的代称就是“朱毛龚”。
1929年5月，龚楚来到广西县委工作，和当地武装一起策划了百色起义，结识了邓小平。百色起义胜利后，红七军成立，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楚。龚楚和邓小平的革命友谊就此开始，龚楚结婚时，邓小平还担任了他的证婚人。
为了规范军队，红七军7000多人在河池进行整编，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龚楚在担任参谋长的同时兼任战斗力最强的十九师师长，邓小平兼任十九师政委。邓、龚两人在红七军的成立初期通力合作，龚楚利用在井冈山时期积累的建军经验为红七军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1年，红七军按照中央苏区的指示在广东梅花墟建立革命根据地，却遭到了国民党陈济棠和湘军十九师的夹击，红七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的重大损伤，龚楚也在突围过程中身受重伤，不得不和邓小平紧急转移到江西苏区。之后龚楚则被转移到上海的医院疗伤，1931年8月才再次从香港辗转抵达中央苏区。
伤愈归队后，党组织对龚楚委以重任，他先后被任命为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红十二军参谋长和红七军军长。1932年，龚楚在指挥红七军的作战过程中犯了右倾错误，让红七军再次遭受重创，他被撤去了军长职务。
此时国民党穷追不舍地进行“围剿”，国内复杂而艰苦的奋斗形势和党内的艰苦生活都让龚楚身心疲惫，开始对革命丧失信心，慢慢动摇了革命意志。而1933年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龚楚的批评让他对党组织心生怨恨，为此被调到红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培训。
培训归来后，龚楚把内心的不满和怨恨埋在心底，没有表露出来。当时军委总参刘伯承因为严重贫血被送到医院治疗，党组织对龚楚交付了极大的信任，让他担任红军总司令部的代理参谋长，并直接参与指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但是国军数量太过庞大，虽然龚楚带领军队进行了我军最擅长的游击战争，还是在转移过程中损失惨重。
而且国民党同时对红军进行重金诱惑，以高官和名利骗取红军指挥官投靠他们，有许多不坚定的红军将领就被一时的富贵所迷，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龚楚深感革命前景渺茫，心底埋下了国民党诱惑的种子。
对此一无所知的党组织在反“围剿”失败后调任龚楚为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只是越来越严峻的局势让红军在战斗中逐渐落入下风，1934年底龚楚作为中央军区参谋长和项英、陈毅一起接过红军的防务工作，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开始。但是国民党“剿抚兼施”的政策再次打动了龚楚，尤其是长征途中尤为艰苦的条件，让他本就薄弱的革命意志逐渐消失。1935年5月2日，龚楚抛弃了他带到湖南郴县黄茅村的一个连队，留下一封信独自逃回了老家乐昌县。
可以说，从龚楚加入红军以来，一直担任军队中的高级职位。对于他的错误，党组织也及时进行了纠正和教育，并继续对他委以重任，谁都没想到龚楚竟然能够做出背叛革命、背叛党组织、逃离军队的举动。
回到老家不久，龚楚深感自己的一身本领无处施展，于是就打起了投靠国民党的主意。他找到了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绍芹，并在他的安排下成为粤军余汉谋的部下。余汉谋任命他为剿共游击司令，后来又升任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和粤北五县联防主任。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投诚”的决心，龚楚毫不犹豫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曾经的战友。
龚楚曾经是红七军的军长，还担任过中央总参，是投降国民党的所有红军中职务和地位最高的一位干部。他将大量绝对机密透露给国民党，使我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组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龚楚本人也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利用自己对红军作战策略和游击战术的熟悉，带领国民党军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在尚不知他背叛革命的地方诱捕红军。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一支40人小队在北山和余汉谋手下的另一支部队假打一阵，把声势传播到整个龙西石地区。当时北山的游击大队长贺敏学曾经是龚楚的部下，听到领头人是龚楚后，赶忙前去接应。
龚楚假称自己现在属于湘南红军，需要把项英和陈毅接到湘南组织工作，然后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把他们全部骗到埋伏圈内，威逼利诱游击队投降。贺敏学第一个反应过来，举枪就往外冲，最后身中三枪，滚下了山，也因此冲出了包围圈，而整个游击队只有八九个人得以突围成功，其余50名队员全部牺牲，只有后方主任何长林选择了叛变。这就是长征部队在赣粤边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龚楚此次行动没有抓到项英、陈毅十分不甘心，于7天之后再次率粤军包抄项英、陈毅驻地，正好遇见外出采购的侦查员吴少华。龚楚装模作样地上前攀谈，要吴少华带自己去见项英和陈毅，但吴少华敏锐地察觉到龚楚的不对劲，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示警，让项英、陈毅提前完成了转移。龚楚做贼心虚，听到枪声后认为自己没有胜算，带领小支队落荒而逃。
全面抗战爆发后，龚楚继续在国民党内部做事，成为抗日正面战场上的一名虎将，因为屡次给予日军重大打击，龚楚一度成为第五战区的抗日名将，先后担任上校参谋、少将参谋、少将参议等职。只是他作为红军中叛逃的最高级别将领，始终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因此一直到抗战胜利，龚楚还是少将军衔。
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推进，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10月进驻北江，原本在北京担任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的龚楚带着手下逃到了乐昌县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给龚楚写信劝降，龚楚认真考虑了当年的形势，确认国民党没有反抗余力，带着部下到韶关北江分区交代投降。
12月，广东省省长叶剑英派龚楚到海南岛策反国民党守将薛岳，他和龚楚是乐昌老乡。然而龚楚却拿着党的经费在香港隐藏下来，不仅没有前往海南去见薛岳，还为自己改名龚松庵，定居在香港。
期间，蒋介石邀请龚楚到台湾共谋反攻大陆之事，但龚楚觉得蒋介石都已经被逼到了小小的台湾省，重新夺回大陆无异于痴人说梦，就婉拒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重要成员，龚楚在香港分到了50亩的侨园，以此为基础从事畜牧业和养殖业。
定居香港的30多年中，龚楚混得风生水起，他的书法作品在香港市场上能卖到上万元的价格，龚家的生意也蒸蒸日上，只是一家人从来没有提过返回大陆的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龚楚的侄孙龚庆韶回到广东做生意，听他说了广东的变化之后，龚楚渐渐动了回老家的念头。
但他对“降将可纳，叛徒难容”的道理心知肚明，不知道自己回到广东会不会被清算，家乡人民能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始终没有勇气回乡。随着年岁增高，广东人死后回归宗族祠堂的观念在龚楚心中越来越重要，直到他得知自己家族中有个叫龚洪永的人是乐昌县县委副书记之后，这把火终于烧了起来。
1989年，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不再追究建国之前人员的犯罪行为公告，龚楚才下定了回乡的决心。1990年10月13日，龚楚忐忑不安地坐上了前往韶关的火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长来村，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收到龚楚的信件之后的几天，邓小平给龚楚家里打来了电话，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知道龚楚得以回乡定居，安度晚年，实现愿望的龚楚激动地老泪纵横，无语凝噎。在家乡度过晚年的龚楚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兴趣，很多媒体、记者上门对他采访，龚楚对自己在红军部队中的事情总是侃侃而谈，却绝口不提叛变革命之后的发展，显然他也明白自己的叛逃经历并不光彩。
1995年，龚楚以94岁高龄在家中去世，实现了进祠堂、入祖坟的愿望。他的人生已经结束，后人对他的功过评价如何，就各自见仁见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