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女儿：于敏给她补习3月考上医大，在纽约的老兵医院当医生
新中国建立初期，曾经有一大批科学先驱为了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奉献青春甚至生命，才换来了国家的安全保障。但出于低调、保密、保护等种种原因，普通人往往并不容易知道他们的人生细节。例如“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家人子女，就是直到近年来才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他们拥有和大多数人一样曲折的成长道路，同为著名科学家、也是父亲好友的杨振宁于敏也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支持。
从医随母亲
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养育了一儿一女，女儿取名为邓志典、儿子取名邓志平。
和不少人的想象不一样，生于科学家家庭的孩子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获得最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尤其对于当时身负重任的邓稼先而言，工作和科研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精力，留给家庭和子女的时间是极为不足的。
邓志典成年之后选择了从医之路，而且多年来一步步深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若要说她的职业选择受到了谁的影响，来自母亲许鹿希一方的潜移默化要大得多。
许鹿希的本职是北京医学院的医生。1954年，许鹿希与邓稼先的女儿邓志典出生于北京，两年后儿子邓志平出世。这个阶段他们一家人都居住在中科院宿舍，每到下班之后能够挤出时间，邓稼先总是和幼小的儿女“裹在一起”，这也是一家四口难得可贵最为轻松的时光。
由于单位特性的原因，中科院宿舍设置在京郊偏僻的地方，距离繁华路段挺远，却有着新鲜空气和大片空地。和孩子们在一起时，这些空地成了邓稼先最钟爱的场所之一。下班后的空余时间，他总是和儿女一起跑到空地上去，陪孩子们做他们喜欢的游戏，还常常带着他们一起放“二踢脚”。
在家人的回忆里，邓志典学会说话的过程，大多数都是由当父亲的邓稼先见证的。他会一句句教女儿喊“爸爸”，女儿学会了就再教升级版——“好爸爸”以及“十分好爸爸”。每次当小女儿奶声奶气地喊“十分好爸爸”，邓稼先总是笑得一脸心满意足。
当时他们夫妻各有各自的工作要忙，还要同时忙着孩子成长中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每当看着丈夫跟孩子玩成一团，许鹿希有时候会忍不住埋怨他太宠着儿女。邓稼先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小孩子的童年时期就是用来尽情玩耍的，这个时候如果不把握机会好好享受，等到什么时候玩呢？
看来在邓稼先心里，关于孩子的成长和未来自有一份时间表——童年就让它是无忧无虑的童年，等到应该学习、应该懂事的时候，再让孩子去做该做的事。
姓名是绝密
但是事情的发展，很多时候并不以人的计划为转移。1958年秋天，世界形势的暗潮汹涌让邓稼先的人生迎来了举足轻重的转折。
他被二机部找去谈话时，得到的透露是“国家要放个大炮仗”。当对方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时，邓稼先激动不已，立刻就承诺了下来。
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对邓稼先其人来说并不意外。当时中国痛下决心，必须自主研发原子弹，这与来自国际上美苏两国日益加重的压力息息相关。一句话概括，这是国运攸关的大事。
而在邓稼先还是个热血青年、即将踏上求学之旅时，曾经接到来自父亲、著名美学学者邓以蛰的嘱咐——父亲嘱咐他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因为“科学对国家有用”。
来自父亲的鼓励和叮嘱，邓稼先铭记了一生。当他真正面对需要将所学献给国家献给人民的关头时，他作出的选择也是毫不犹疑、毫不后悔。
但是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也注定了他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
戈壁滩的二十多年
他承担的任务是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为了保密、也为了安全，研究和制造的基地被设在人迹罕至的西北戈壁滩上。那个地点原本名叫金银滩，但当它被选为原子弹实验地点之后，这个地名便从官方的地图上消失了。
邓稼先本人和参与此项目的其他人，也同样成了“隐身人”，一切公开媒体上再也见不到关于他们的内容。家里只知道他们的工作发生了调动，很长一段时间照顾不到家里。至于到哪里去？不能说。去多久？也不能说。从事的工作和什么相关，那自然就更不能说。
许鹿希从丈夫的话语中并不能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信息，但她也足够了解到，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她支持了丈夫的决定，也决定了今后自己扛起更多照顾家庭的事务。
由于金银滩通信不便，工作繁忙起来更是几乎没有时间写家信，许鹿希虽然对丈夫极为牵挂，但却始终没有机会真正了解到他在戈壁滩生活的种种细节。
在苍苍茫茫只有一片土黄色的戈壁滩上，放眼望去荒无人烟，连一棵树都不容易种活。人在这里生活，不要指望会有什么轻松享受，就是最简单的衣食住行都充满不便。
邓稼先和同事们顾不得关注这些，他们日以继夜争分夺秒地赶进度，时常都处于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下。因为他们都知道时间有限、机会难得，一定要抢在核大门关闭之前，搞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大炮仗”。
这样的日子，邓稼先和所有为此奉献的人们，一过就是二十八年。
自己照顾自己
当两个子女还幼小的时候，虽然邓稼先夫妇的工作都很忙，每天总还是能挤出一些时间和孩子交流。但当原子弹项目开启之后，青海和北京遥远的距离使得这种亲子之间的交流变得无比奢侈。
妻子许鹿希对丈夫的工作十分支持，她早已决定自己来打主力，扛起照顾家庭和教育子女的重任。但是她自己的职业是医生，也常常出现工作繁忙甚至值夜班的情况。于是对于女儿邓志典和儿子邓志平来说，许多年前父母规划好的教育计划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
每当母亲忙于工作甚至加班时，小姐弟俩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互相照顾彼此。
曾经有一次，邓稼先从戈壁滩回京述职，办完工作之后已经很晚了，为了不惊动旁人，他深夜翻越栏杆回了一趟家。万万没料到的是当他来到家门前，看到的却是5岁的小女儿和3岁的小儿子搂抱在一起，坐在门口台阶上等妈妈下班的画面。夜深疲倦，两个孩子都已经睡着了。
看到这样的画面，邓稼先非常难受，也深感自己太对不起孩子。但看着孩子们睡着了，他也舍不得把他们弄醒了，只能轻轻地把孩子们都抱进家里，放到床上用棉被盖好。
于是这一趟他虽然匆匆回家，家里人却谁都没有看到他一眼。
邻居叔叔来补课
父母都忙、日常缺少了帮助和指导，邓志典只读完了小学。这样的情况在建国后那一批科技先驱的家庭中并不鲜见——父母是“高知”，但却忙于工作，孩子的教育学习情况并不太令人满意。
后来，邓志典被分配到距离北京近千公里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这里不但条件艰苦而且交通不便，别说离大城市极为遥远，就算到最近的县城也得汽车颠簸两个小时。
曾经有一次的试验结束后，邓稼先获得了一些能够探亲的时间。这次他没有往北京走，而是把两瓶自己日常没舍得吃的肉罐头塞进包里，到内蒙古女儿的驻地去看女儿。
当时的交通到内蒙古可不容易，首先是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到了内蒙古还需要再步行二十多公里，邓稼先是靠着自己一双脚硬走过去的。
见到女儿的时候，邓志典并不像是父亲记忆中的模样——整个人黄黄瘦瘦、营养不足，连原本乌黑的头发都变得又细又黄。看到这些，邓稼先心如刀绞，又看着女儿狼吞虎咽吃着肉罐头的样子，更是内心无比苦涩。
但是，站在邓稼先的立场上，他也不可能利用身份地位搞特殊、去为女儿谋求一份轻松的工作和待遇。对于儿女的亏欠，几乎贯串了他的一生。
等到1977年高考恢复，邓志典也终于回到北京。邓稼先常常和老同学、老同事们谈及孩子们的未来，都很忧心：许多家庭的孩子都和邓家姐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小缺乏了父母的细致教育和及时帮助，学业上都不怎么样。
他的老同事如杨振宁、于敏等人，都对下一辈追求知识、努力高考的决定全力支持。邓稼先挤出空余时间、蹬上自行车在北京城各处转悠，搜罗到不少教材旧书，买来给孩子们使用。
邓志典当年读完小学后，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坐下来读书了。如今重拾学业，全靠一股不服输的志气，她决定要和弟弟一起复习、一起参加高考。
于是，邓稼先每天工作完后便开课堂给儿女补课，常常讲到凌晨三四点钟。可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实际的问题，邓稼先距离较为基础的教学已经太久了，常年与更加专业高深的部分打交道，由他来教孩子们，就像“大学教授教中学生”，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
多亏邓家邻居、中国“氢弹之父”于敏的热情援手，他看到老同事这么忙，便经常到邓家来，给姐弟俩上课。这位教起孩子来可就得心应手得多，多年后邓志典自己也坦言，说于叔叔讲得深入浅出，“比爸爸好多了”！
三个月的“突击”之下，邓家姐弟都考上了大学。邓志典就读于某医科大学，后来又前往美国纽约州石溪大学神经医学系深造，毕业后在纽约的老兵医院当医生。而邓志平则毕业于重庆大学，退休后一直照顾着母亲的晚年。姐弟俩都恪守着父亲的嘱咐，不忘初心，日常生活十分低调。
